我与附中的感情，还要从1962年8月内蒙师院毕业后分配到附中说起……
同时分来的还有两位同学：丁复兴（于90年病故），谢玉祥（后来调至包头），另外还有中文专业的李垃，物理专业的刘禄，李新梦（已故），体育专业的钦格勒图（已故），汉语文专业的思和色言（已故）。我们都是马耳校长由各系亲自挑选出来的。
虽然上大学期间，经常路过这里，但是从未正眼看过它。如今要不是在这里工作，还不会注意到。细看后，这哪像是一座首府城市里的中学？简直就是一所乡办学校嘛！四周没有一座像样的校墙，东边一条小路是东瓦窑村的菜地，附中学生对“两点间直线最短”这条公理掌握的最好，不管农民怎样防范，他们总能从附中东墙的缺口处往东南方向踩出一条小路来。
东北是一座二层小楼，为学校的主体建筑，集办公室，锅炉房，图书馆为一体。东边据说是还有震狼的白圈儿！因为有人还真的在大操场旁的工地上看到过狼！
教师的宿舍是小楼西边的两排平房，资格老的骨干教师每人一间，其他是两人一间。我们来得晚，三个人分住一间，三张床放下，中间还要生个火炉子，连个课桌也放不下，比现在的附中学生宿舍差多了。南边隔着两排树木有一座楼房，附中占了 几间当教室，晚上阴森森的，女老师们路过都会感到害怕。
附中老照片
这所“不起眼”的学校有两大优点：一是资本改造时，每月七日必发工资，从不拖欠。二是食堂好，上至校长，下至带子女的老师都在小食堂就餐。像我这样的，每月只需花十五元，不仅顿顿饱，还能天天吃到肉。在那个年代实乃一大幸事！所以这里的教员只是盼能尽快改善办学条件，而不奢望调离附中另寻高就。
附中的领导是懂教育的。1962年以前，学校的师资建设较差，原因是学校不从外地的名牌大学招收毕业生，。情况从1962年有了好转，到1964年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全校教职工分为两个组：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为老年组，三十岁以下为青年组。年龄较大的刘国梐老师当时36岁，教师中最大年龄为陈凤老师，37岁，就是这一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吃苦上进，勇挑重担，开创了附中教育领域的一片新天地。
1964年内蒙教学学会在呼市举办了首届高中数学竞赛，分高二和高三年级的两个组。呼市各中学悉数参加。别的学校都是由校长或副校长教导主任领队，任课教师随从。唯独附中仅指定我一个人为领队兼教练（我当时只教高二），考试和领奖当天都如此！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得奖结果一公布，高三组一等奖两名，附中一名，呼市九中（郊区学校）一名；高二年级组两名，附中一名，呼市一中一名。另外附中还获得高三、高二各一名三等奖，可以说附中成了这次竞赛中最耀眼的闪光点，只可惜附中的领导人没有露面，只有我一个大头兵在干撑着，以至于别人都投来惊异的目光。
年轻时的傅荣老师
年轻人聚在一起，常有文体活动。校长喜欢下象棋，和谢玉祥是棋友，两人经常对弈，也不知谁强谁弱。我岳父是五十年代的老象棋冠军，偶有一次来我这儿，他们俩如久旱逢甘露般欣喜若狂，迅速带着棋具赶来，在楚河汉界两侧排兵布阵，天昏地暗般地厮杀起来，几经悔棋，最终战成平局，便心满意足地封盘，兴高采烈的直奔食堂，最后，老汉还要吟一句言训：“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其次还玩玩跳棋、军棋等。而玩的最多的是篮球，我们数学教研组，正好有五大篮球爱好者，大扎木尔，黄令贵、谢玉祥、张志湘和我。天气好时，午饭后总要玩一场。还有一个项目便是乒乓球。
自1961年中国队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取得重大胜利后，乒乓球已上升为国球，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打乒乓球实乃一大憾事。其次这项运动隔网相争，比较安全，活动起来对场地的要求也不高，可以说养小也养老，所以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它。附中有一副不错的球台，每天学生们的课外活动时间，老师们也出来玩几下。
到了周六的晚上，变成了快乐的单身汉的天下。我虽已结婚，可爱人不在呼市，便加入到了单身汉的行列。上学时期经济条件所限，我基本上没玩过，现在玩起来自然技不如人，所以等大部分老师走后，我便和一个与自己水平相近的老师进行专项训练，经过两年左右的刻苦练习，附中老师们已没有一个人能绝对战胜我，都是互有胜负。
因此，我有时也作为学校教工队的队员去参加一些校际友谊赛。1964年底，呼市要举行中学生兵乓球比赛，可附中当时的老师都不会打乒乓球。于是恩和老师便聘请我和刘尊亲老师给乒乓球队员当教练。我们的球技实际上不如学生，可既然人家看得起，我俩也不好推脱。
好在我们的队员争气，在决赛中人均小分排名第三，总算榜上有名，不辱使命。从此，乒乓球便成了贴身之宝。50岁那年，我参加了呼市成人院校职工乒乓球团体赛，我校的代表队荣获冠军，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得到的体育比赛奖，感谢乒乓球，感谢附中。
傅荣老师手稿
因出身背景所限，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红运总是绕我而过，厄运都不期而至，我被迫离开讲台12年整，直到1978年7月1日正式平反后，我才重返教学第一线。刚开始时，我好像不会讲课了，可周围的人都鼓励我，诸如陈广荣夫妇到家里对我说：“我的儿子就在你教的班里，现在做平面几何题我还不如他呢！我把儿子交给你，目标就是北京大学数学系。”
由于重新回到了酷爱的三尺讲台，面对的又是一群活泼可爱的聪明学生（尖子班）。我恨不得把我的知识都传给他们，忙到连自己的孩子也顾不上照顾了。有一次我正在班里辅导学生，忽然听到一声门响，我小女儿气冲冲地闯进门来，喊着：“饿死我了！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做饭？”我一阵心酸，觉得对不起孩子。默默耕耘，必有收获，这个班的高考成绩不错。陈广荣老师的儿子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并设家宴用茅台酒答谢任课教师，我也如释重负，心安理得地享用过了这顿美餐。
由于改制，附中1982年没有毕业班，我们几个老同学都被分配到高二任教：我、李埴、李魁梦、丁复兴、薛桂林（于1978年被调入附中），再加上1968年毕业的崔恕仁、葛仁志（这就是“六二兵团”）。几个老同学第一次合作，非常高兴，团结起来，痛痛快快地干了一场。
到高三综合练习阶段，我一个人讲三个班的数学课。高考前一个星期就让学生放假，回家自己复习。个别有问题时，可以返校找老师解答。有的家长说“看那个附中的老师多不负责任，早早便把学生们放了羊；人家某高中的老师，考试前一天还给学生们辅导。”高考结束后，附中文理科的升学率远远高于某高中。
杜占元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学生仅有一人当年落榜，最高分获得者只比全国状元（上海的一名考生的）少一分。这时那些家长的议论又变了，说“还是人家附中的老师有经验，高考前一周就让学生们自己复习，考试前一天还给学生们上课，简直是胡闹，学生不仅记不住什么，还把思维也搞乱了。”真是舌头没脊骨，左右由人摇！而附中附近的家长们又传出了另一种说法：附中有几大台柱，即数学傅荣、语文李埴、物理李魁梦、化学薛桂林。
接着附中准备调整领导班子，在民意调查中，我的呼声很高。最初我很想当这个负责教学的副校长，可是当真的已初步定了由我出任新班子里负责教学的副校长时却又慌了神。仔细分析了一下利弊关系：当校长的好处不言而喻，而弊端却更为突出。考虑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调离附中，到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工作。
1989年6月工作关系正式转走了，心却没有跟走。我一直义务教学半年多，直到把1989年的毕业生全部送走……
附中虽不是我的亲人，可我对附中却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我在这里辛勤耕耘了22年，我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它，我还把我的家安在了这里。师大附中的荣辱兴衰永远都牵动着我的心！现在附中正在新组建领导班子的带领下蒸蒸日上，再创辉煌！我衷心祝愿：塞外名校，步步高升！
傅荣，1938年5月出生。1962年8月，内蒙古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到附中工作，任数学教师、数学教研组组长。1984年，受教育厅委托，组织编写了《内蒙古高中数学补充教材》。同年调离附中，到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任基础教研室副主任。1990年，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和内蒙古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合并，任基础部副主任。1998年，学院和内蒙古财经学院合并，后为内蒙古财经大学，任会计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