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入附中至今已经59年，自己也已年逾古稀，很多往事记忆模糊，想不起具体细节，归纳不出一个明确的主题来，因此文章题目就选了“附中学习生活拾零”。
我是1960年秋从呼市二师附小（现在蒙古族学校的前身）升入师院附中（现师大附中）的学生。初中阶段，我们同年级共六个班，我们一班是从小学就是蒙语授课的蒙生班；二班是加授蒙语的汉授班；三班至六班完全是汉授班，其中五班、六班是快班。
毕业留念
当时附中几乎都是住校生，我们住的是平房，宿舍一进门两边都是大通铺，每人也就只有一米宽的铺位，冬天宿舍里生炉子，我们白天一整天几乎都不在宿舍，下完晚自习回去宿舍非常冷。当年学校大食堂在附中东墙边，南北走向门朝西，学校大概有近千名学生就餐。我们上初中时正赶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极度匮乏，几乎所有商品都是定量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二两油。
当时我们正是十二三岁长身体时期，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更无任何零食可吃，每天饥肠辘辘，饥饿难忍。尤其一到上午第四节课，肚子饿得实在难忍。那时大家都没有手表，同学们就在窗台墙上用铅笔或刀子做个刻度，阳光透过窗户照到那个刻度就该下课了。同学们一会儿一会儿往那儿看，盼着下课铃声响。学校想尽办法改善学生的伙食，记得有一次学校从外地买来一车皮圆白菜，发动全校学生从火车站步行将圆白菜抱回学校。
食堂还公布每周的食谱，尽量变着花样给我们吃。我还记得那时马耳校长经常到学生食堂查看饭菜质量。当时附中食堂半斤一个的大馒头做得非常好吃，只是女同学都觉得吃不饱。由于人们常年处于饥饿状态，严重缺乏营养缺乏蛋白质，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因此有一段时间学校停止了一切体育活动，初二的暑假更是放了三个月。
延安宝塔留念
我们班同学绝大多数是城市里长大的蒙古族孩子，从小都会说汉语，但是小学五年级时才开始学习汉语拼音和汉字。为了适应上中学后汉语授课的需要，到六年级时汉语课进行了突击识字教学，按偏旁部首分类，每堂课教五十个汉字。这样，我们到小学毕业时识字达到两千五百字。
上初中后，我们班除了文科继续用蒙语授课外，理科全部改用汉语授课。有不认识的字词就查字典，当时班里掀起了查汉语字典的热潮，开始时用部首偏旁查，后来都用四角号码查字典，而且经常比赛看谁查得快。因此我们的汉语水平提高得很快，用汉语授课也没觉得有什么困难，好像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到高中阶段，我们同年级共有四个班。一班是纯蒙语授课的牧区班，我们二班是理科用汉语授课的城市蒙生班，三班、四班是汉授班。我认为我们的理科改用汉语授课是非常英明的决定，后来我们上大学学任何专业都没有遇到任何语言的障碍。
从初一到高三，教过我们的老师很多，他们对教学都认真负责，兢兢业业。
我们初二到高三的代数老师都是大扎木苏老师，大家都叫他大扎老师。大扎老师对同学们一视同仁和蔼可亲，对教学一丝不苟，严谨扎实，同学们都很愿意上他的课。我们初中时，他上课还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但是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他讲课从没有废话，一上课就进入教学内容，讲课思路清晰，重点突出，通过提问，循循善诱，善于把学生的注意力紧紧抓住，难点一个个突破。
尤其是他的板书非常漂亮，简洁规范，从黑板的左上角写到右下角，刚好全部知识点讲完，一目了然。在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示范作用下，同学们的数学作业也做得非常认真整洁。我当过代数课代表，经常去老师办公室送作业取作业。大扎老师几乎每晚十来点钟还在办公室里备课或批改作业。当时扎老师教两个班的课，每个班级都有六十来号人，学生每天交上去的作业本，第二天上课前肯定要批改完了发下来。我后来自己当了老师才深深地体会到批改作业是件多大的工作量和繁重的任务呀！
我们初二的物理和初三的平面几何是张志翔老师教的。他是上海人，是华东师大毕业的高材生。我记得当年他上身穿着毛蓝色的制服，里边是格纹衬衣，浅色的裤子，脚蹬皮鞋，在当时是非常时尚的。他知识渊博，讲课幽默风趣，潇洒自如，声音抑扬顿挫，有时还拉很长的调，强调重点内容，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他的深入浅出的教学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吸引着我们的兴趣。
军政训练留念
我们初三和高一的物理老师是李魁梦。李魁梦老师的课也教得非常好，他那儒雅的风度和渊博的知识征服了同学们，班里很多同学爱上了物理课。我记得当时李老师也是单身，我们班一些男同学经常去他的宿舍。他二胡拉得很好，班里庆祝元旦时还给我们拉过《金蛇狂舞》。
人们都说，上中学后数学和物理是最难的课程。我们有幸遇上了几位好老师，使我对数学和物理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趣是学习的最大动力，而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在于老师日常的启发引导和老师的教学水平、教学艺术。有了兴趣，就不满足于课堂学习的那些知识。那时不像现在有铺天盖地的参考书，记得我从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华罗庚等数学名家写的很薄的小册子“数学小丛书”，以及前苏联科普作家写的《趣味物理学》和《十万个为什么》等书。那些来源于生活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妙趣横生的问题，深入浅出的解答，使我扩大了视野，拓展了知识面，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
汉授班的学生是从各个小学毕业生中选拔来的，其中五班、六班还是快班。而我们班几乎是从小学连锅端上来的，我们不仅和汉授班学的课程完全一样，还比他们多学习一堂蒙语文课。但是，每次期末考试，我们班的理科成绩并不比汉授班差，有几个拔尖生的成绩还超过他们。后来我们班有位同学亲自听马耳校长讲，我们初中升高中那年的全市数学统考题出难了，全市考满分的并不多，但是我们班居然有六位同学考了满分，引起轰动。
1972年底，我们一批有一百多人以招工指标被呼市师范学校录取。到学校报到那天，学校并没有事先通知就来了个“突然袭击”，对我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笔试。这次考试我的语文成绩中等，因为中学时我们学的是蒙授班的汉语文课，古文学的很少，考不过汉授生是肯定的。但是我的数学成绩是第一名，考了96分。我上学后才知道，当时师范学校的校长正是“文革”前附中的校长马耳。
后来我听师范学校的老师讲，我数学考了第一，马耳校长得意地说：“这是我们附中的高材生！”这次入学，我本来报的是数学班，但是学校把我调到了只有九个学生的上一届的物理班。他们已经学习了半年，我插班和他们学习了半年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碰巧的是，毕业前我们在机床附件厂中学进行教育实习时，李魁梦老师又成为我们的实习指导教师。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离开母校转眼已经五十多年了。这期间我们的人生和祖国一样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而跌宕起伏。我下乡在牧场时曾当过小学老师；从呼市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当了中学老师。30岁时，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本科生（七七级）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当了大学老师。教师成为我的终身职业，三尺讲台成了我人生的舞台。我在教师这个岗位上，始终以我的老师们为榜样，像他们那样热爱学生，像他们那样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
2018年8月19日师生聚会照
几年前我去大扎老师家里看望他时，他拿出来高中阶段我们班几位同学的100分考试卷对我说：这些卷子我保存了几十年，现在还给你们吧！这些考试卷不仅是满分，而且都是用独特的方法解出来的。我拿着卷子，心里无比感动。五十多年了，扎老师搬过多次家，却始终没有扔掉这些毫不值钱的学生的考试卷，真是用心良苦！
我们66届高三生是在附中待的时间最长的一届。我们60年秋入学，68年夏天全部离开学校。2018年夏天，我们离开附中整整50年了。8月19日，我们班在呼市的同学们邀请当年的任课老师们欢聚一堂，共叙师生情谊，感恩老师们的教育培养。看到八十多岁的大乌云老师、恩和牧仁老师、大扎老师、张志湘老师等仍然精神矍铄真是高兴！遗憾的是，一些老师已经去世。我们邀请李魁梦老师时，他说身体不适没有来，没过多久听到李魁梦老师去世的噩耗，同学们都十分惋惜。
师恩是巍峨的高山令人敬仰；师恩是浩瀚的海洋无法估量！
中学阶段，正是我们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人生的重要阶段。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附中的学习生活，给我们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我们上学时的附中，学校领导和师资力量方面都是一流的，在办学方向、办学质量、教书育人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为我们德智体美劳及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感恩母校的培养，感谢老师们的教育，祝愿母校附中越办越好！祝愿我的恩师们健康长寿，晚年安康。
塔拉，女，蒙古族，1948年2月生，1960年至1967年，在内蒙古师院附中上学，任学习班长、文艺班长和校学生会文艺部副部长。1973年至1976年，在呼市师范学校中学部工作，任年级组长。1976年至1978年，呼市蒙古族学校副教导主任； 1978年至1982年，在内蒙古师大物理系上学，任系学生党支部书记。1982年至2006年，内蒙古师大物理系、电教系教师，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